“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传播学‘是建立在石油提供的基础上的’”。

   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

第一章

   施拉姆的口吃直接影响了他对传播学的关注，导致传播学的最终建立。

   拉斯韦尔（1948）的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首次发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研讨班的一份报告上（1940年11月1日），这个研讨班1939至1940年期间，每月在纽约举行。
    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研讨班产生了两份很长的备忘录：1940年11月1日的报告——《公众舆论和非常时期》，它建议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战时非常时期投资进行传播研究；1940年10月17日的报告——《必要的传播研究》，它呼吁对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方面的传播进行研究。（看看人家资本主义怎么搞“宣传”的）

   （衣阿华大学）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在一个新闻学院——这是第一个关于传播的印刷途径的专业培养单位——的开设，直接导致了传播领域之被区分为两个分支学科：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第一部份 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在今天的佛罗伦萨，人们可以看到美第奇臂状的覆盖物（the Medice coat of arms），即由7个红球围成的一个圈，这是一个理发师兼外科和牙科医生的象征，暗示着我们的“医学”（medicine）一词也许就来自“美第奇”（Medici），它500年前被刻在这些建筑物的石墙上。

    列奥那多是“文艺复兴新人”（Renaissance man）这一词语的起因，这个词指的是能做许多不同的事情、而每件事情又都做得相当出色的个人。

   1450年后，大学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型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于天主教教会……与美国最早的一批大学——诸如常青藤名牌大学——一样，这些早期大学强调我们今天称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方法的东西，而美国最早的大学就以它们的欧洲前辈为模式。
     德国的研究性大学的样板是创建于1737年的格廷根大学。由此开始了这样的思想：教授应该从事研究以便发现新知识，而不仅仅是将他们领域的传统科研成果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要求学生在其学习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仅仅是聆听和背诵他们所听到的知识。
     ……因此，两个不同的大学模式被从欧洲移植到美国：一是常青藤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的模式，即自由的艺术教育模式；二是注重研究生学习的研究性大学的德国模式。
     美国大学的第三种本土的模式是：政府赠地的学院，它是由《1862年莫里尔法》所确立的，以便在农业和工程方面提供一种职业教育。对于传播学在美国的推广来说，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其他中西部的政府赠地的学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

    ……进化论的确是革命性的，但是，达尔文的革命是一种奇特的革命：“一个异常腼腆的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生活；一个充满疑问的半残疾人，害怕他的理论可能触发争论；不过，也正是这个人最终摧毁了上帝创世的信仰。”（米勒和范卢，1982）
    进化论的思考在那时是一种非常风行的思想，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前，有关生命如何变化的各种科学解释就已经被提出。事实上，即便在达尔文从1831—1836年（达尔文著作发表前28年）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以搜集生物资料和样本之前，其进化论所必需的大部份事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理论意义。

   他在伦敦安家并结了婚，在仔细地列举了结婚生活的利弊以后，“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达尔文探究了幸福婚姻给不受干扰地从事某种革命性理论研究带来的那种一成一变的安全感”（米勒和范卢，1982）。达尔文在1842年33岁时退回到“一种隐居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中，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陷入恶心、虚弱、头痛和心悸的折磨之中”（米勒和范卢，1982）。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爵士（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这个词成为达尔文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部份。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达尔文致力于系统地提出一个一般的进化理论。他阅读奥古斯丁·孔德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籍。然后，他阅读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论述，经济竞争作为企业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使经济建立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又转向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的著作，该著作讨论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便回溯奎特勒的讨论的源头。进化论的最后几个难题现在落在达尔文的面前。这时距从“比格尔”号返回已有两年时间，达尔文时年30岁。
    请注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从他的资料中跳到他面前的，也不是来自生物学的领域。相反，“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古尔德，1980）。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的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到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

   达尔文一直等到1859年才发表他的《物种起源》。这种耽搁的原因之一是要在英国建立一个进化论科学家的共同体。随着一个支持者的无形社团的最终出现，达尔文觉得他能更好地经受住所预计的他的理论会产生的那种争论。

   1859年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在伦敦面市的第一天，便售出了1250本。以后，第二次印刷的3000本也很快销售一空。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几年之内，售出2.5万本（科恩，1983）。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喜欢“进化”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它含有生物进步的意思，而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所以上述意思是难以确定的。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进化等同于进步，因此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烦恼。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库恩，1983）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查尔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他们在同一时期都生活在伦敦。
    斯宾塞没有高等院校的学位，也没担任过大学的职务，且没有学生。他很少阅读，不十分博学。他通过与杰出的科学家交谈来发展他的思想……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斯宾塞将社会进货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他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他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有人说过：“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
    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利”，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斯宾塞声称，所有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从不那么有组织的状态向越来越有秩序的状态进步。与之相对，达尔文对生物进步的思想是持谨慎态度的。
在美国内战以后的30年里，如不把握斯宾塞便不可能活跃在理论工作的任何领域。……斯宾塞的支持者包括美孚石油公司总裁约翰·D·洛克菲勒、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以及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后者成为斯宾塞的私人朋友和祟拜者。斯宾塞向这些企业领导人讲述他们想要听的东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无情的经济竞争应受到鼓励，以便人类社会获得可与展现于自然之中的效率相媲美的效率（米勒和范卢，1982）。在《社会静力学》（1851）中，斯宾塞声称，自由企业保证了个人和机构迅速地适应于其变化的环境。那些不能适应的人所遭受的通苦提供了一种激励因素，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鲍勒，1990）。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理想机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声名扫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促进了进化论的普及。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他的主要结论是：“达尔文的许多观察，他的大部分理伦解释和预测，都被当前的知识所证实。”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而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依德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于无意识的认识，对于超出我们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性欲在个体从婴儿时期起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库恩，1983）。

   本世纪初，维也纳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地。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奥匈帝国）的首都，这个有着100万人口的美丽城市是一个伟大的智慧中心。重要的思想风靡全城：包豪斯的建筑运动，A·勋伯格的激进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十二音体系，O·诺伊拉特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和L·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世纪之交的维也缪表现出清教主义规范、性压抑、严格的道德规范等等特性。这一套东西与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特别是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对于性的强调是相对立的。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分为三个自我意识的层次：（1）意识，对此，一个个体可以不怎么困难地予以理解和向他人描述；（2）前意识，一个个体可以将之召唤到意识当中；（3）无意识，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进入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除非这个个体依靠精神分析家的帮助。抑制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个体阴止某些儿时的事件和其他东西成为在自觉意识中可以获得的东西。偏见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无意识层面的神经性的、或精神的焦虑被转化为有意识的恐惧。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之间有可能发生交换。
    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创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896年和1901年之间：“弗洛伊德在40岁至45岁期间，通过直接着手对于他自己的梦进行分析而发明了精神分析。”（安佐尔，1986）

   谈话疗法——安娜·奥也将之称为“扫烟囱疗法”（chimney sweeping）——被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重新命名为“宣泄”（catharsis）。“宣泄”是通过替代性的手段对某个个体的强烈的情感进行清洗。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希腊悲剧，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悲剧常常通过在戏剧舞台上描绘悲剧事件来净化或纯净观众的情感。由于某种“水压式的”（hydraulic）情感论，宣泄被看作是一种对个体有用的释放：内在的情感必肥肉被释放，否则，它们就会“沸溢”或“爆发”。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宣泄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一个先驱。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疾病和梦的分析

    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梦的释义》（1899），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随着《梦的释义》的出版，弗洛伊德的神经疾病也痊愈了。“这本书可以被称作是一部伪装起来的自传。”（埃伦伯格，1970）

   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将这个缺乏信心的年轻开业医生变成了一个新学说和新流派的充满自信的奠基人，他相信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将这一发现视为他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使命”（埃伦伯格，1970）

   （弗洛依德）他在自己的许多梦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的根据，包括对父亲与弗洛伊德母亲的性关系的妒忌。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
    1、快乐原则，这主要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它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快乐原则统治着无意识。
    2、现实原则，它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其中许多思想有助于个体达到快乐原则的目的。现实原则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这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一个个体的行为可以代表一种妥协。
    （施拉姆1949b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
    1、本我（the id），由生而有之的某种心理本性——诸如本能——的所有东西构成。由人的人格的生物成分构成的本我，借助于作为减少紧张手段的快乐原则来发挥作用。对于本我来说，在存在善和恶；它不知道道德。
    2、自我（the ego）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这晨，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自我在自身和其环境之间进行调节。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
    3、超我（the superego），这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由社会的传统理想的内在表现所构成，如同父母向其孩子所解释的那样。在这里，个体被教会区分正确和错误，并学会为完美而奋斗、而不是为快乐而奋斗。因此，超我与本我是相冲突的。
    在所描绘的生活周期阶段中，人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往往有着不同的发展。弗洛伊德还发明了“利比多”（libido，用来表示“欲望”的拉丁文）的概念，描绘诸如饥饿、渴和性这样的生命本能（这些生命本能也被称作性欲）的力量。利比之被包括在本我之中。

精神病学在欧洲的兴起

   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在维也纳获得发展，然后扩展到瑞士和德国。今天，欧洲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昔日的天才来顷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精神分析学。美国现在是世界精神分析的中心。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裂）两者的主要分歧涉及“利比多”的性质。对于荣格来说，“利比多”是一个一般性的生命动能。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是一种性的动能。荣格还反对俄狄浦斯情结。他因其“类型”（archetypes）概念而广为人知，这是普遍的、原发性的概念。最终，荣格不仅中止了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而且彻底离开了精神分析运动。

精神分析理论向美国的转移

   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不过美国心理学的主流朝着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方向发展。现代心理学从W·冯特（Wilhelm Wundt）演化而来，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家，他于1879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比弗洛伊德开始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间约早10年。尽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注重人类行为的个体内的解释，但它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心理学是以（实验室的实验）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神经病）问题为中心。心理学试图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而成为科学的学科，但这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是不适合的（舒尔茨，1975）。
    2、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影响，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论涉及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资料。
    3、心理学的时间框架是实验的此时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论与个体以前的生活有关，利用回忆童年时期的事件来解释成人的神经病。
    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主要感兴趣的个体是正常的成人或儿童：精神分析家则涉及神经病患者。

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S·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个影响力量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个体的儿童经历——它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年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
    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例如F·海德（Fritz Heider）（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Petty）和卡西奥普（Cacioppo）（1981，1986）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I·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了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

    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交往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交往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怀尔德，1979）。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交往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

   贝特森起初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人物。……这个小组近乎是一个社会运动，以作为交往者的人类传播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如同C·怀尔德（Carol Wilder,1979）在她关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评论中所说：“我经常感到在追踪这个部分（她的观点），即我正在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种传播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运动——甚至是宗教运动，或许，传播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术语。”

G·贝特森：奠基者

   贝特森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兴趣中不存在什么界限。“就他的大部分生涯来说，G·贝特森试图发展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它将在一个本质上是系统理论的参照框架中，对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组织和重新组织信息、向外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说明”（里伯，1989）。

   贝特森论证说，人类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于身体，在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了这样的标题：“精神生态学”。这样一个概念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中心论题。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传播学

   P·沃茨拉维克、J·B·贝弗拉斯和D·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交往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1967），以便对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这是表述交往观点的核心文献，也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
    帕洛阿尔托小组中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H·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他（于1911年）生在维也纳，并在那里成长。他的叔叔就是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
    冯·福斯特指出，一个行为的观察者、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控制的体系。这个观点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是徒劳的。

   请注意：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小组有一个中心问题（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弗洛伊德的观点

   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就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对于贝特森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很难作出过高的估计”（怀尔德，1979）。
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因此，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这是从个体向社会网络（从客体向模式）的焦点转变，它与把一个相关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向太阳的做法相类似：（它是）行为科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怀尔德，1979）
    “准确说来，它们（精神研究所和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项目组）的共同特性是反对线形的、单元的、精神内部的模式，并用交往的观点取而代之。”（沃茨拉维克，1981）帕洛阿尔托小组原先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共同反对有关治疗的医学模式。按照这种医疗模式，一个人可以“被改变，只要他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脱身出来，并在一个私人办公室晨或一家医院中得到个体性的治疗。一理被改变，他就会返回到他的社会环境中，他变了，因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难的那些精神内部的问题……因为重要的是病人对他的真实世界的知觉，所以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身就被认为是次要的了”（黑利，1971）。

   帕洛阿尔托小组在医学模式上所发生的视野转换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以个体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黑利，1971）

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

   一天，当G·贝特森在旧金山动物园观察猴子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猴子开玩笑地咬另一个猴子，两个猴子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尽管它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战斗。贝特森（1972）得出结论说，这个咬的信息肯定是以一个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关于传播的传播）信息——它说：“这是一个玩笑，不是战斗。”——为先决条件的。

   贝特森论证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丧失了元传播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一种情影是有约束力的，并且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便逃避这种约束，诸如通过说“你给了我一个混乱的讯息”（怀尔德，1979）。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构造一种传播交流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交流的上下文。

“人们不能不传播”

   帕洛阿尔托学派本质上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正如他们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人们不能不传播。”（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个断言使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传播都是有意图的。
    作为“我们不可能不传播”的最早断言的提出者之一，J·B·贝弗拉斯（1990）希望通过确定两个子陈述——她认为这两个子陈述能澄清原意图——以修改她的最初观点：（1）“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传播，”但是（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
    “所有的行为并非都是传播性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提供信息的”（贝弗拉斯，1990）

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传播学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贝特森、沃茨拉维克等人对于悖论、混乱、操纵、不可测、甚至‘虚假信息’的重视表明一种看待人类传播的方法，它截然不同于那种一直支配着新知识的方法。”……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观点要求人们意识到模棱两可的传播（贝弗拉斯等，1990），理解传播反常现象，研究诸如悖论那样的自我指认的矛盾的性质，并提出更多的与更清楚的传播是否经常发挥作用的问题。

   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个体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关系传播学学者的观点是控制论的、生态学的，以系统论为基础。它不适合传播学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这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交往理论之所以没有对传播学产生更多影响的生个原因。传播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重点是研究效果。相反，交信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重要问题。

   对于说服、宣传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来说，单向模式有可能是非常适用的，但是，由此类直接的模式所假定的线形因果关系并不适合作为相互关系与作为相互影响的过程的人类传播的认识。

有多名作者介入的著作很少是真正合作性的，但是《权威人格》看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4个作者中有3个是犹太人，第4个人——内维特·桑福特——是一个南部的新教徒。毋庸置疑，他们的背景对他们研究的性质产生了作用。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权威人格》研究。桑福特与H·默里（Henry Murray）一起学习过，后者是一个曾在哈佛大学介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
E·F·布伦维克也曾一直从事精神分析，但将对弗洛伊德的倾向与量化心理学的爱好结合起来。
阿多诺“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理性伙伴。他具有在我们看来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深邃把握的知识，熟知德国法西斯主义内部和外部，尤其是，有说不完的近乎下流的玩笑。在思考‘F’（Fascism，法西斯主义）级的条目时，他这个人非常有帮助”桑福特，1986）。T·曼（Thoms Mann）是德国流亡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初住在洛杉矶离阿多诺不远的地方，他这样描绘批判的理论家：“阿多诺……与他的老朋友W·本杰明相似，也是一个智力型的人，不妥协，生不逢时，从事最高层次的工作。他生长在一个完全由理论（也包括政治理论）和艺术——主要是音乐——兴趣所笼罩的氛围内，因此，他研究哲学和音乐……在其一生中，主空虚具有非凡才能的人拒绝在哲学职位和艺术职位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他在这两个不同领域中实际上追求着同样的东西。他的辨证的思想转折以及对社会史的爱好是与对音乐的热情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曼，1961）
D·列文森是伯克利的一个心理学博士生，曾上过具有N·桑福特的精神分析观点的课程。

这四位学者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犹太人有偏见的个体是否也是对其他外在财体有偏见？
……他们发现，这些级别（种族中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级量表）是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统都是被他们称之为“权威主义者”的一般性格结构的一部分。

由伯克利的研究者们所确认的权威主义人格是软弱的和有依附性的，但是试图通过实施一种惩罚性的、传统的道德来维持法律和秩序。权威主义个体以老一套的范畴思考，并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所有外部团体的偏见。个体之根本性的软弱和自卑的自我态势导致了一场“痛苦的斗争，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实际上属于强者和优秀者”（史密斯，1950）。

总之，《权威人格》既标志着心理测试和精神分析观点的混合，也代表着调查、临床和投射法的一个三角测量术。它所产生的1000页书卷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一个有形标志”（史密斯，1950），也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偏见——的令人赞叹的表现。
不管用什么标志来衡量，《权威人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它的确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的最著名的作品。不幸的是，从这一重要的研究中没有引发出关于个体如何成为有偏见的这一问题的探讨。此类探讨本该从一种社会学的，以及传播的视野出发更加侧重于这样的研究。

返回法兰克福，返回弗洛伊德

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研究所再次对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马尔库塞所引导的，后者在1932年已经加盟了研究所，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表现出来的。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马尔库塞（生于1898年）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儿子，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斯大林的清洗，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并成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杰伊，1973）。在一个漫长的酝酿期之后，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爱欲与文明》（1955）出版了。这部著作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生命直觉（爱欲）和死亡直觉（死欲）的概念基础上，并将其置于一种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中。马尔库塞论证说，在某些物质条件下，个体能够摆脱性压抑和死亡直觉，因此一个不受限制的生命直觉会繁盛起来。马尔库塞的其他重要著作是《单向度的人》（1964），这部著作使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生运动的祟拜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着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的批判和抗争性的思想路线（昆顿，1974）。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真正反对现存的制度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手批判的学者们则因为学生由激进主义引起的幼稚破坏性而感到灰心丧气。

批判学派和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学派

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可追溯到他们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开始——批判学者一般都反对实证主义，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倾向于哲学。

批判学者注重解放。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社会研究中谁有所得，谁有所失？在大众传播和社会问题上（海巴特，1983），他们探求媒体使个体异化、使通俗文化商业化的途径。

有一个批判的学者相信媒体唤醒意识的能力，他就是W·本杰明（1892—1940）。他生在德国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在与德国学术界一次不幸的交往之后，本杰明迁移到巴黎。他与B·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友情在通俗艺术的革命性潜力方面引起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表达在《理解布莱希特》（本杰明，1966）中。

今天，批判的学者和经验主义的学者的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经常将他们带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事实上，批判的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今日传播领域中最明显的分歧。

今日的批判理论

批判学派在今天的地位如何？欧洲、北美和拉美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最近几十年复兴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中，J·哈贝马斯及其学生A·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成为主要人物。哈贝马斯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56年—1961年加入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在担任了各种学术职务以后，1983年他作为所长返回社会研究所。他也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教授。哈贝马斯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运作，他反对实证主义，强调唯物主义。他希望传播成为解放性的，从其效果研究中摆脱出来。他的著作有英文译本，但非常难读。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从前的思想活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过，在今天的欧洲，还有几百名批判的传播学者，也出版几家批判的传播杂志。

在北美，存在着几个批判的学术中心，例如，伊利诺伊大学，衣阿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在美国，几百名批判的传播学者属于一个专业协会：民主传播协会。美国没有专门的批判理论的杂志，尽管有一个传播学杂志以“批判研究”命名。

在拉美，许多传播学学者对批判理论有兴趣。由A·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和A·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撰写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连环漫画中的帝国主义意识》（1975）被广泛阅读，这部著作1971年最早以西班牙语出版。……多尔夫曼和马特拉特从其研究中得出结论说，迪斯尼制作室的工作人员具有赞成帝国主义的动机。他俩假定，这些连环漫画对拉美的读者们产生了作用，这个假定可以由从连环漫画的读者那里收集到的有关效果的资料来证实（罗杰斯，1985）。

马克思和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被看作是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罗森格伦，1983）。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这些课题没引起像P·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后者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对待传播领域。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美国的批判的传播学学者和经验主义的传播学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一个富有成果的理智挑战；不过，这一冲突使得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的有趣线索未能得到从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策略入手的探讨。

第二部分 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

知识分子从欧洲向美国迁移

今天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但他们容易忘记）大部分美国大学直到大约100多年前才建立起来（尽管哈佛大学可追溯到1636年），而几所欧洲大学——其中有剑桥、牛津、巴黎等等——已存在600多年。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无论怎样说欧洲的大学都立于世界之巅。德国的科学大学特别突出……
德国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出类拨萃是因为几个理由。第一，德国人极其重视教育，公众非常尊敬大学教授。研究性的大学存在主要是为了通过科学研究推进知识，而不是对将成为未来专业人员的大学生施以培养。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既有教学自由的特点，又有学习自由的特点。大学教授自由地选择教课题目，并不受阻碍地表达他（或她）的观点（多布森和布鲁斯，1972）。人们认为，教授应该从一定距离之外看待日常世界，并且自由地对之进行评论。德国的大学生并没有课程测验。相反，在学生的课程结束时要完成一个综合性的考试。因此，学生对于讲课细节的了解与是否上课，都是无关紧要的。学生们可以去听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题目的课，也可以在德国自由地从一所大学转学到另一所大学。不论是教学人员还是学生，在德国的科学性大学里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自由。（陈寅恪在世纪初在德国的求学经历正是其中的一个典范，陈后来的学术风范很有些其中的影子，乖乖注）

欧洲送给美国知识生活的最宝贵的礼物是希特勒的一个结果，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迫害犹太人与其他个体，诸如吉普赛人和社会主义者。……欧洲知识分子向美国的移居包括19名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海布特，1983），他们中的几位，例如：A·爱因斯坦、E·特勒（Edward Teller）、L·齐兰德（Leo Czilard）在1945年发明原子弹中起了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流亡者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社会学家。迁移到美国的人是所有德国大学教师的43%，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48%（海布特，1983）。来到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学者的长长的名单中有：柏林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K·勒温、维也纳数学家和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以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

欧洲流亡者丰富了美国文化生活的近乎每一个方面。……1933至1941年间，13.2万名流亡者离开纳粹德国来到美国，这个知识分子的迁移是将传播理论的欧洲根源转移到美国的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美国社会科学的直接根源

A·孔德（Auguste Comte）和实证主义。A·孔德（1798—1857）是社会学之父，1839年论证社会学之被承认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孔德还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信念认为，科学方法能被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便帮助解决社会中的社会问题。

E·涂尔干（Emile Durkheim）。E·涂尔干（1858—1917）在巴黎大学稳坐社会学第一把交椅（1913）。他写了《自杀》（1897）一书，这是关于自杀率的一个早期的重要的经验研究。涂尔干还以一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而开社会学方法论的先河。他（与G·西梅尔）一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共同创立者。

G·西梅尔（Georg Simmel 过去通译为“西美尔”）和“芝加哥学派”。G·西梅尔（1858—1918）是现代社会学的创立人之一，他特别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影响。在西梅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社会网络、城市生态学和社会距离以及边缘人等概念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在柏林大学随西梅尔学习时，获得了对于报纸在舆论方面的作用的洞见。后来，帕克把西梅尔的这一理论视野转变成美国大众传播的经验主义研究。

G·塔尔德（Gabriel Tarde）。G·塔尔德（1843—1904）是一名律师和法官，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撰写了《意见和大众》（1901）、《隐蔽的人》（1905）等著作，是有关未来社会的风气变化的未来主义乌托邦。他的《模仿律》发表于他逝世前4年的1900年，这部著作影响了两个当代的研究传统，即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
“扩散”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在时间过程中，某个创新思想凭借某些渠道在一个社会体系的成员中传播（罗杰斯，1983）。塔尔德观察到，一个新思想的采纳率在时间中遵循一种S型曲线，而地位比较高的个体相对早地采纳某种创新思想。通过摹仿另一个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个体的行为，某个个体受到了影响，也采纳了这个创新思想。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一个个体对于另一个体的公开行为的观察往往发挥着作为这个观察者的行为指南的作用。（即中国俗话所说的“言传不如身教”）。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A·班德拉（A·Bandura）开创了关于个体如何从人际模式中学习，如何从他们在大众媒体中观察到的模式中学习的研究。

M·韦伯（Max Weber）。M·韦伯（1864—1920）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他直到生命的相对后期都一直是个经济学教授。他开创了各种学术论题的研究。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中，他论证说，新教价值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我们提供了行政系统（bureaucracy）的概念，这是一个由许多个体在一个等级制中构成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执行管理的任务；“理解”（verstehen）的概念，这是通过将自身置于另一个人的角色中，从而对人们的研究对象具有移情体验，它也是理想类型（ideal types，即某些行为或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系列极端形式，而真正的生活情总值可以与之构成比较）的方法论工具；而“个人魅力”（charisma）概念是一个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个体的品质，它也在韦伯那里得到了阐述。

W·冯特（Wihelm Wundt）和“心理学”。W·冯特（1832—1920）首开将实验的科学方法用于心理学之风（舒尔茨，1975）。……冯特对美国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具有相当大的思想影响。例如，J·杜威和J·H·米德的反射弧（reflx arc）思想就直接来自冯特的手势概念。冯特反过来又受到杜威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的影响。
（此处的后一个杜威疑是达尔文的笔误，否则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相隔不到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同一标题的著作。乖乖注）（补注，真的是两个人耶）

第5章

芝加哥学派

哈佛大学的实用主义者W·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903年10月29日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6个月中，在芝加哥，由J·杜威领导的历时10年的酝酿过程已经结出果实。这个果实是令人赞叹的——‘一个真正的学派’，‘一个真正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你听说过这样一座城市或这样一所大学吗？在这里（哈佛），我们有思想，但是没有学派。在耶鲁，有学派，但是没有思想。芝加哥既有学派，又有思想。”——致W·詹姆斯的信

由于若干原因，芝加哥党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影响非常非常重要：
1、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的繁荣，就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来说，特别是就德国社会学家G·西梅尔的那些理论来说，它起着思想登陆点的作用。
2、它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芝加哥学派是改良的、进步的和实证的，它试图通过研究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而对之进行改造。芝加哥学派的问题是：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拥挤不堪的移民贫民窟里，诞生于乡村社区中的美国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
3、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来说，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于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强调一种观点，即后来被称作符号交互论的观点。
4、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芝加哥学派培养的学者对于这个学派怀有巨大的忠诚，它“对于许多当代社会学家来说，还代表着一种神秘的伊甸园，这些社会学家从芝加哥的家谱中追溯自己的门第，从而将他们个人的出身和目的置于社会学这一职业之中”（冯·马奈，1988）

……这里，我就芝加哥学派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作一综合，强调它对传播学的影响。我首先注意R·E·帕克（Robert E.Park），这个学派的最有影响的成员，也是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诸如C·H·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J·杜威（John Dewey）和J·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也将传播置于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概念体系的中心地位。

西部扩张和强盗资本家

内战结束以后，从1865年至1890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发展。由于建造铁路、使用铁和煤炼钢，筹集资本、开展企业家的冒险活动，以及把大草原分割为农场和牧场，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一批强盗资本家引导了主要产业，通过统治他们的企业竞争者而聚敛财富，并经常涉足令人怀疑的商务活动。J·D·洛克菲勒是其中最大的。事实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执行最初是为了限制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近乎垄断的权力。……强盗资本家糟蹋环境，剥削人民，尽管他们的企业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强盗资本家很少受过大学教育，许多人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这些人都是企业家，敢于冒险，制造事端，促使社会变革。在其晚年，强盗资本家会向私立大学、图书馆或医院捐赠资金，并且经常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一个持久的影响就是他们所投资的那些优秀的私立大学。
（中国现在正在出强盗的阶段，问题是还要再过2、30年这群王八蛋才会老到愿意捐款的地步，乖乖注）

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开设，由J·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的一大笔捐赠所创建。……霍普金斯大学是第一所真正的大学，而不仅仅是一所学院，它之建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挥着为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树立榜样的作用，包括15年后的芝加哥大学。愤世嫉俗型的新闻记者H·L·门肯（H.L.Mencken）（1922）说：“当（吉尔曼校长）创建了这所大学时，他取得了某种巨大无比的成就：他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革命，近乎在将其变得明智起来的方面获得成功。”J·霍普金斯所创造的革命是研究型的大学，这一机构致力于进行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芝加哥大学的创立

由于“美孚石油公司”总裁J·D·洛克菲勒的3500万美元的慷慨资助，这所大学于1892年得以创建，当时，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二大城市，约有110万人口。在1880至1890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布尔默，1984），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们的后裔……1904年，当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M·韦伯访问芝加哥时，他将这座城市描绘为“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人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肠子在工作”（1926）。
这一巨大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没有一个主要的大学。浸礼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在芝加哥建造一所与浸礼教相关的大学，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在那里已有了一个神学院，他们向洛克菲勒——一个虔诚的浸礼教徒——要求资助。

一当浸礼会的领导人开始启动资金，另加一块用于校园的土地时，他们就聘用了一名校长W·R·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他当时35岁，在耶鲁大学教希伯来语。

哈珀是个精明的讨价还价者，他提出如果洛克菲勒另捐用于神学和研究生教育的100万美元，就同意来芝加哥。洛克菲勒接受了这个条件，由此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大学校长和他的富裕资助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古德斯匹尔德，1916）。在以后的20年间，这个强盗资本家和哈珀玩起了一场两人都能理解也似乎都喜欢的游戏。每年，哈珀校长都使大学的预算大大超支，然后就向洛克菲勒要求另加100万美元，以便挽救这个新的、洛克菲勒已经投资如此之多的大学。以这种方式，哈珀逐渐从洛克菲勒那里骗取了越来越多的百万美元。这个策划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哈珀的新大学非常成功。哈珀具有敏锐的辨别学术人才的眼力，当他追逐每一领域的一流学者时，他又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商人。一般来说，他使愿意成为芝加哥教职人员的教授的工资翻倍。截止1900年，也就在芝加哥大学成立8年以后，该校在学术质量方面被认为是美国的一流大学之一。它是中西部的名牌大学，是美国5所最有名望的大学之一。洛克菲勒慷慨地回应这一成功，但是，最后，他告诉哈珀校长，他将给出最后的1000万美元资助；然后这所大学就得靠它自己。以后，洛克菲勒会继续与哈珀交谈，但不是有关这所大学的预算赤字问题了。哈珀同意了。不久，他亲赴纽约看望洛克菲勒，后者说他会很高兴地与他会面，但不是讨论赤字的事了。哈珀同意了，当他走进洛克菲勒的办公室时说：“我们来祈祷吧。”（这是当时的习惯）所以，他俩跪下做祈祷，哈珀校长告诉上帝有关赤字的一切。洛克菲勒再一次耐心地认捐了。
哈珀的芝加哥大学设想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大学。1902年，他在N·M·巴特勒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说：“一所大学应该使自己适应城市的影响，应该发挥人作为城市文明的表现的作用，应该满足城市环境的要求，最后，应该多少与坐落在乡村和小城市中的大学有本质上的不同。”
（深圳的城市环境其实象当年的芝加哥，不知道深大最后会是什么样？话说回来，汕头大学的校长倒真该好好学学哈珀，从李老板那里多搞点钱——乖乖注）

传播研究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F·T·盖茨（Frederick T.Gates）（1853—1929）是一个年轻的浸礼教教长，美国浸礼教教育协会干事，在说服洛克菲勒捐助最初的60万美元用以创建芝加哥大学的问题上，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特。洛克菲勒为盖茨所打动，一两年后，他聘用盖茨管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本质上，盖茨经营着一个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机构，几十年以后，当这个基金会建立起来（1913）时，盖茨是最早的理事之一。他阐述了聘用专业人员向值得投资的事业发放基金的思想。……盖茨向洛克菲勒推荐说，他应该“批发”而不是“零售”他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盖茨发明了现代基金会，即在各个科学领域中聘用主题专家来管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

在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的帮助下，芝加哥学派著述甚丰。……20世纪20年代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10年，而这里的骰子主要投向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与20世纪民主制中的工业革命相连的新的社会问题特别突出。

J·D·洛克菲勒和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不仅是芝加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了传播学的其他先驱者中的每一个人。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早期传播学就不可能繁荣起来。这个领域就建立在一个由石油所提供的基础之上。

社会学系的建立

哈珀校长召募了当时科尔比学院——缅因州沃特维尔的一个小浸礼会机构——院长A·W·斯莫尔（Albion W.Small）加盟芝加哥大学的教职队伍。……他告诉哈珀校长，他想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系系主任。
斯莫尔对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抱有某种设想，并直接将其付诸行动。他已翻译出版了G·西梅尔的主要作品，并希望他的系成为德国社会学的美国前哨。但是，斯莫尔不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仅仅是将西梅尔的理论通俗化。芝加哥学派要扩展德国的社会学理论，将它们运用到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芝加哥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室，以便检验这样的问题：世纪之交，在美国新的城市环境中，美国民主制如何被调节、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为什么哈珀校长在当时还不为人知的社会学领域雇用了斯莫尔、将之作为他的新大学的一流教授的最初13个入选者中的一个呢？首先，斯莫尔是少数几个既有博士学位、又受过德国研究生训练的浸礼会教友中的一个（克里斯塔克斯，1978）。作为一种额外的东西，斯莫尔还是一个学院院长，因此具有管理经验。所以，哈珀校长真的需要斯莫尔；他不过是碰巧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显尔易见，很大程度上，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个社会学系的决定，以及它以后的理论发展是哈珀对特殊人物的任命政策的产物，他任命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杰出的，而不是因为他已对社会学系应成为什么样子有了确切的想法”（迪纳，1975）。如果哈珀校长聘用另一个不同的学者（如同他确实想尝试的那样）而不是斯莫尔，那么，芝加哥的社会学系将隶属政治学系。
因此，由于一种聘用方面的偶然事件，芝加哥有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它完全支配了美国的早期社会学。

乔治·西梅尔和芝加哥学派

G·西梅尔和他法国的同代人E·涂尔干经常被描绘为现代社会学的共同创立者（卡普洛，1968）。涂尔干（1858—1918）生于柏林的犹太家庭，其父母归依天主教。他在柏林大学学习，并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大学教书。西梅尔是造诣极高的“标杆”，他在家里为当时一流的哲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举办气氛融洽的沙龙。他继承了一小笔财产，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而生活。西梅尔著述甚丰，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有关今天会被称为现代性的东西。受C·达尔文和H·斯宾塞的影响，西梅尔围绕着社会进化、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生态学等问题从事教学和写作。他的理论成果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而对于西梅尔的思想概念化来说，芝加哥学派发挥着一种经验的实验室的作用。

……西梅尔的工作范围特别广泛，这是他之所以难以和德国的学术制度相融的一个原因，后者对于浅薄的涉猎者怀有不敬的态度。
如果西梅尔没有就如此范围广泛的主题——从《货币哲学》中的）交换的本质到陌生人的作用，再到影响人类行为的人际网络——写作的话，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西梅尔近乎就任何题目撰写论文。他能够通过运用他的社会学的观点来使某个论题“西梅尔化”，而不管这个论题是时装，是资本主义，还是异化。西梅尔的工作本质上是纯理论的，他没有进行经验性的调查。

西梅尔很少得到他的德国同时代学者的尊敬，他的教职也没有提升（莱文，1989）。从1885年至1990年的15年内，他只是柏林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西梅尔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讲课者，他在柏林大学最大的礼堂讲课（弗里斯比，1984）。他之受欢迎或许引起了他的大学同事的嫉妒。西梅尔的提升必须经教育部长的同意，这位德意志帝国的部长对西梅尔与社会主义者的友谊、对西梅尔在社会主义者出版物上所发的文章，都持不赞同的态度。在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学是一个新的、边缘性的学术领域，直到1918年，大学里才有了社会学的位子，出于所有这些理由，西梅尔的学术生涯是受冷落的……西梅尔哀叹道，他会在没有知识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只是到1914年，当他56岁的时候，他才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职称，而那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大学。而且，他所获得的是哲学的位子，而不是社会学的位子（弗里斯比，1984）。4年后，也即1918年，西梅尔因患肝癌去世。

在西梅尔的重要著作中，有这样两本著作：《陌生人》——这部著作激励了芝加哥的R·帕克；《团体分支机构之网》（1922）——它导致了网络分析。西梅尔写到了三个组合，也就是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团体。他论证说，一个三人组合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因为三人组合中的两个成员通常构成了一个二分联合体，以对抗第三个成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T·卡普洛（Theodore Caplow）的领导下，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有关三个组合的研究。

西梅尔认为，社会学分析的进步是通过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通过积累和分析事实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与之相比，E·涂尔干的社会学风格构成有赖于通过经验研究而获得的统计资料，M·韦伯的方法围绕特殊的概念而构建了社会学分析。现代美国社会学追随涂尔干和韦伯，却偏离了西梅尔（卡普洛，1968）。西梅尔认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社会化的理解（斯派克曼，1968），这个观点由芝加哥学派的C·H·库利、G·H·米德和J·杜威推向前进，并将之系统地阐述为符号互动论。

R·帕克将西梅尔有关传播的理论观点反映在他的研究和作品中，这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莱文，卡特和戈尔曼，1976）：

1、社会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所构成的。
2、所有的人类传播代表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来说具有交互的效果。
3、传播在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改变的个体之间发生。
4、人类传播满足某些基本需要，诸如友情或侵略，或追求收入、教育或其他渴望达到的目标。
5、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

库利、杜威、米德和帕克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在芝加哥的繁荣只是几个学者的工作：C·H·库利、J·杜威、G·H·米德和R·E·帕克。这4个重要的美国有一些共同特征：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德道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的——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他们都与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有联系，这两所大学是当时具有很高名望的美国大学。J·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库利影响了米德关于自我的概念。杜威将密歇根大学做教员的米德带到芝加哥，在那里，他们成为好朋友。尽管这4个学者被连结成一个理智相互影响、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际网络，但是他们各自都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贡献。
库利和米德创建了互动社会心理学（后来被更普遍地称为符号交互论）。他们反对以直觉构成人类个性的基础，认为人际传播是个性构成的中心。
他们强调人类传播的主观主义——就是说，信息的接受者以某种为其所特有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完全如同信源所意图的那样）。这种主观主义后来被C·E·香农的数学传播模式所淹没。
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经验的，但并不是非常量化的。帕克认为，统计方法是“只会空谈的诡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才开始将统计方法运用到量化资料的分析中。

安阿伯的开端：查尔斯·霍顿·库利

芝加哥学派实际上从密歇根州安阿伯起步，这是距离底特律45英里的一座大学城。

C·H·库利（1864—1929）是一个道地的安阿伯人。他出生在那里，整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也在那里去世。他的父亲是大学法学院院长，库利的妻子是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女儿（比尔斯泰特，1981）。芝加哥学派的所有其他关键人物也都是在小城镇中长大：杜威在佛蒙特州伯灵顿；帕克在明尼苏达州雷德温；米德在马萨诸塞州哈德利。但是他们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而库利则一生都留在安阿伯。
年轻的库利是一个敏感的男孩，阅读广泛，过分腼腆，患有口吃并受慢性便秘的折磨（切特罗姆，1982）。他终身写日记，他的许多有关人类行为的洞见都来自于反省。通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观察，库利为我们对于个性社会化的理解作出了贡献。……库利不相信测度和统计。所以他是经验的，而不是统计的。
1893年，库利作为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生，选了一门由J·杜威开设的政治哲学课。他为杜威的讲课所深深吸引，并将这些课的主要论题结合到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即：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恢复一种共同体感（匡特，1970）。

库利发展了两个主要的概念：

1、（与次要团体相对应的）“首属团体”（primary group）——它在构成一个人的社会本性方面是面对面的、亲近的和重要的。他称之为“首属的”，因为它在个性社会化方面的重要意义，也是因为诸如父母亲、兄弟姐妹、同事和教师等首属团体是最早进入一个人的一生之中的。
2、“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这是关于人类的交互作用反映了个体的当下环境、因为起到了心灵的镜子的作用的思想。“我想象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库利喜欢引用的话是：“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1902）的丰富多彩的镜中自物概念强调个体社会化中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这个概念被G·H·米德进一步发展成为“自我”的概念。
（唐太宗所谓“以人为鉴”是也，而其“以史为鉴”还扩充的自我概念的时间性，比库利更高明，要不要给丫评个社会学先驱呢？乖乖注）

库利撰写了三本主要著作：《人性和社会秩序》（1902），它涉及儿童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镜中自我”的概念；《社会组织》（1909），它论证说，社会是由大众媒体连结在一起的，在这部著作中，库利解释了“首属团体”的概念；《社会过程》（1918），它讨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

芝加哥学派的关键人物

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不多。即便将杜威和米德包括进来（社会学博士生经常在哲学系注册学习他们的课程），我们正在谈论的也就是6个重要的学者（任何一个时期，社会学的教师都由5—8名教授组成）。考虑到芝加哥学派的非凡成就和一群群的博士生，几乎难以令人相信只有这么少的教师。他们主要是：

A·莫尔斯，社会学系的创办人，他在这个系的早期岁月中占有统治地位，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W·I·托马斯，他在芝加哥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也在柏林和格丁根学习人种学，他认为：“如果人将环境限定为真的，那么它们因此就是真的。”（颇有阳明之风，乖乖注）知觉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构成了被托马斯称之为个体对于“环境的限定”的东西的组成部分。《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一书有5卷，一共2250页，讨论涌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它是与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合写的，发表于1918—1920年间。《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的第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科斯尔，1977）。对于在美国建立社会学学科来说，这一研究是最重要的工作，它强调社会无序概念，因此在芝加哥社会学中引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即使“学者们从对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兴趣转向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无序的社会学过程进行分析”（法里斯，1970）。社会无序使个体摆脱了团体的社会控制。从1880年至1910年，200万波兰人迁移到美国，其中80%在大生产的企业中从事无技能的工作：钢铁厂，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从波兰的农村转向城市芝加哥，这代表着首属团体关系的断裂和依存关系的丧失，因此导致了社会无序状态。托马斯对芝加哥社会学的强烈的理论影响终止于1918年，这个时候他犯了性生活不检点的过错。（呵呵，有性格。乖乖注）
E·伯吉斯，家庭社会学家和人类生态学家，他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理论：一个城市有一个商业区，周围是由下层、中层和上层居住区所构成的一层又一层的圈子。伯吉斯与帕克（他们在大学里是同一办公室的人）合作进行有关芝加哥的生态学研究，开辟了人类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以个体和他们的环境的关系为中心，并且直接借助于达尔文的进货论。
J·杜威，他从1894年到1904年一直都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执教，后来，他出于愤怒离开这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他是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后者是这样一种哲学，即认为关于信念的意义的解释应该根据信念的实际效果和内容、根据先进教育的实际效果和内容来形成。G·H·米德，他也在哲学系，教的是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大部分社会学的博士生都注册学习这门课。他的重要著作《心灵、自我和社会》是他去世后由他的一个学生C·W·莫里斯（Charles W.Morris）编辑的，其根据是在1927年米德的课上所做的课堂笔记。米德论证说，个体的个性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传播而形成的，正像是借助于与他人的交往，自我形象得到发展一样。
R·H·帕克（Robert E.Park），他是最能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大学研究者。

芝加哥社会学的特征

就芝加哥如何支委会学生进行社会研究而言，师徒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R·帕克和他的博士生一起走进这个领域，花费时间和每一个博士生在一起，讨论他们的研究。帕克喜欢对他的学生说，“在‘真正的’研究中，模糊你的本能”（布尔曼，1984）

芝加哥研究有赖于调查者和他们的调查对象之间的密切的私人关系，以便在移情的意义上了解他们的对象的观点。芝加哥社会学家注重对偏离常规的亚文化的研究，即芝加哥的各种贫困团体的成员：歹徒（思拉舍，1927）、流浪汉（安德森，1923）、贫民窟居住者（佐尔博，1929）、自杀者（肖勒，1926）、少数民族居民（沃斯，1926）和“职业舞女”（克雷西，1929）。

芝加哥学派是一个密集的学者网络，他们在一个城市进行有关这个城市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早期芝加哥学者通常认为调查是不科学的，所以芝加哥学派关注内在合法性（对行为的准确理解）的程度胜于关注外在合法性（对于结果的概念化）的程度。

“芝加哥的社会学家……试图建立一个与德道有关的、对社会有用的学科。”（史密斯，1988）“进步主义”是一种信念，它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得到解决。所以，进步主义、实证主义和改良是芝加哥学派的特征，它们都处于人们意图之中的科学目标的背景之下。
芝加哥学派使美国社会学偏离了H·斯宾塞和宏观层次的进化论，转向一种更细微的、微观层次的社会心理学。互动论（interactionism)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人类行为是社会性的，受到与其他人的交谈的影响。符号互动论则是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它主张，人类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来认识他们自己是谁。人们借助于与其他人的人际传播而建立意义。

约翰·杜威和实证哲学

J·杜威（1859—1952）是“这个世纪产生的最广为人知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霍沃斯，1960）。在他的著述甚丰的学术生涯中，他发表了36部著作，815篇文章和论文——不幸的是，都是以一种单调乏味的风格写就的（伊斯门，1941）。杜威认为，个体只有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发现自我意识；因此，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共同体乃是基本的。杜威被称作“民主制度的哲学家”（迪尔伯特，1988）。在杜威看来，传播是使人民成为社会的完美的、参与性的成员的手段（彼得斯，1989a）。他主张，“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中存在着。”然而，“杜威的道路没有被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所采纳”（彼得斯，1989）……他的作品远远高于他们的视野，以致使其影响不能为之所认识，而且，他的许多思想的确只是当代传播学的间接先行者。

189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W·R·哈珀为杜威提供了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系合并的新系的系主任职位，年薪5000美元，比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得到的3000美元要多得多（伊斯门，1941）。

J·杜威被描述为“瘦高个、文静、内向、喜欢沉思”（麦考尔，1961）。另一种说法将他描绘成“一个可以想象出的最伟大、最谦和的崭露头角的人……”他性情温和，但在原则问题上也可能顽固不化。

在芝加哥大学的10年（1894—1904）间，杜威主要致力于心理学。离开游乐场校园以后，他将心理学动作于教育和哲学问题，而不仅仅致力于心理学本身（舒尔茨，1975）。杜威的著名文章《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1896）利用了W·冯特的手势思想，并且后来被他的芝加哥同事G·H·米德所扩展。……杜威、米德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对由刺激反应模式、反射弧所代表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提出置疑，声称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个体对于刺激的解释也牵涉到对于反应的决定。所以，刺激反应模式就被改变成为一个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它带有作为一种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交互作用）。
杜威进一步论证说，反射弧概念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区分了刺激和反应，前者被认为是在个体外的；后者被认为是完全在个体内的。这个区分是早期心理学的身心二元论的组成部分，包含着刺激和反应不是一个并列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意思。准确地说，被一个个体定义为刺激的东西有赖于在这个个体从前的经历中发生作用的东西。例如，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例如，像“受到训练的无能者”），他就会以令人惊奇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如俺刚开始研究对话理论，就发现全世界的家伙早800年就在吵这事儿，好象就为了专门气我一样。另外佛教所言一旦开悟，大千世界顿化黄金世界，除高峰体验外，也应有这种解释模式在起作用。——乖乖注）

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用作哲学系的试验点。这个学校通常被称为“杜威学校”，根据它的口号“通过做来学习”（To learn by doing），它可以被写作“做的学校”（Do-y-school），“在整个美国教育史上，它是最重要的试验冒险行为”（胡克，1939）。（目前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模式正来于此，而陶知行所为的“行知学校”，相信亦受其很大影响。——乖乖注）
杜威反对死记硬背式的学习，反对向学生灌输全部的知识。相反，他希望学校就像社会那样充分地运作，这样孩子们会通过自然好奇心——这引导他们积极地投入教与学的过程——而自发地对学习产生兴趣。教师的作用是为孩子提供学习的工具。杜威的格言是：“教育全面的儿童。”……杜威学校由其精英学生的家长和来自芝加哥富裕家庭的馈赠所支持。它的优越的环境（140名学生就有23名教师）为杜威的改良主义思想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并在美国教育中发起了循序渐进的运动，杜威担任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长达几十年。
在没有征得哈珀校长同意的情况下，杜威任命他的妻子艾丽斯（Alice）为“杜威学校”的校长，因此犯了行政过错。……最终，1904年，作为杜威学校的负责人的杜威夫人受到哈珀校长的排挤。她向学校辞职，J·杜威也离开了芝加哥大学。

在向芝加哥大学辞职后的几个星期内，当时45岁的杜威就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宵的哲学教授。他在那里度过后半生，最后在1930年退休，但是继续写作和发表有关民主、教育改革和实证哲学方面的文章，直到1952年去世。
杜威声称：“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不过，共同体感觉的恢复是可能的。“直到大社会被转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Great Community），公众仍然处于被遮蔽之中。仅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同体。”（杜威，1927）1926年，杜威在俄亥俄州的肯扬学院作了系列讲演，在讲演中，他表达了对于美国民主制的关切。这些讲演后来以《公众及其问题》（1927）为名发表，它们论证道，早期美国的农业居住地是共同体的基础，也是民主制的基础。……他希望，诸如报纸那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可以在大城市的社会中将人们再次彼此连结起来。因此，民主制能够存活。

威廉·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

社会科学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开始的程度是由实验心理学的情况来说明的（多布森和布鲁斯，1972；布林曼、巴兰斯和埃文斯，1975；B—戴维和柯林斯，1966；希尔加德，1987）。19世纪80年代，实验心理学这一新学科主要作为生理学和哲学的派生物在德国动作。

W·冯特（1832—1920）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例子足以说明心理学领域是如何作为德国大学机构中的一个公认单位而运行的。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开创心理学研究所——包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之前，心理学主要被组织成一个哲学内部的专业。冯特将心理学从哲学家的空想中转移出来，将之引信实验室（法尔1983）……冯特“是第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地被恰当地称为心理学家的名字”（博林，1929）。事实上，他培养了德国和美国的近乎每一个第一代心理学家。那些许多不是他的学生的人是他的“孙辈学生”。在他60年的大学教学生涯中，他令人瞩目地培养了2.4万名学生（布林曼，巴兰斯和埃文斯，1975）。

实际上，心理实验法在19世纪80年代始于欧洲的两个地方：莱比锡和巴黎。实验法的莱比锡模式由冯特开创，它要求教授和学生都参与研究。以冯特的研究所，他和他的学生既作为对象、又作为实验者，随意交换角色。每次实验对象的数量不多，有时只有一个，实验对象的名字通常被发表出来。“作为资料来源的角色、或对象被认为具有比实验者的地位更高、更重要的地位。”（丹奇格，1985）（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风格，乖乖注）
在冯特从事早期心理学研究的同时，一个与之形成对照的心理学实验风格也在巴黎发展起来。在那里实验者是男性医生，对象一般是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或是其他疾病的女性病人。实验者被认为高于对象，后者被划分为反常的人。巴黎的实验模式在实验中用“对象”（subject）一词表示个体反应者，这是一个来自医学实践的术语。
美国心理学主要采纳巴黎模式：语词“对象”得到了使用，个体对象完全是匿名的，每个实验中的对象数量通常非常之大，或许有好几百个（丹奇格，1983）。合作性的、友好的关系不再是对象和实验者之间的关系。

乔治·赫伯特·米德和符号互动论

G·H·米德（1863—1931）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小城镇哈得莱，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公理会牧师。……米德在哈佛大学随著名的实证主义者W·詹姆斯学习了一年，为其孩子做家庭教师。然后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入学，随W·冯特学习，专业是手势理论。……米德也在柏林大学学习，可能是跟随G·西梅尔，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在安阿伯教了几年书以后，1894年，应杜威的邀请，米德从密歇根大学迁往芝加哥。他在芝加哥执教37年，直至1931年逝世。

米德具有开创性精神，他通过开创后来被称谓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观点而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的芝加哥社会学家H·布鲁默（Herbert Blumer）将米德的思想带入到他自己的符号互动论之中，并奋力捍卫这种符号互动论，使其免受攻击。米德的理论还有其他的变种，尽管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最著名的。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米德的理论观点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多年来，在社会学家眼中，米德就是“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布尔默，1984）。
米德攻击身心二元论。他将“主要”定义为个体要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冲动性趋势。与之形成对照，“宾我”是个体之内的合为一体的他人，它由他人的所有态度构成，个体就与这些他们发生互动作用，并将这些他人吸纳到自身之中。因此，“宾我”是个体关于他人如何看待“他”或“她”的观点——是个体所认为的他人的态度。对于米德来说，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角色扮演”（role taking），即自我个体像对其他人行事那样社会性地对他自己，或她自己行事的能力。米德认为心灵是社会性的，是通过与他人的传播而得到发展的。米德理论声称，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认识他们自己，他人告诉这些个体他们是谁（罗杰斯，1986）。
记得C·H·库利发明了“镜中自我”的语词，就是通过想象其他人如何反映个体对于自己的想象的途径，来建立个体的自我概念。不过，库利没有对于自我如何构成的问题提供解释。米德做到了这一点。他论证说，没有人天生就有一个自我，它也不是本能地发展起来的。相反，米德说，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法里斯，1970）。个体使对各种他人的解释和意义——它们特别是在早年获得——内在化，以创造一个“普遍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后者是由许多其他个体的平均期望所逐渐建立起来的。……普遍化的他人是个体与之发生互动，又成为个体行为的一般指南的那些人的期望。逐渐地，一个个体不仅在与一些特殊的人的期望的关联中学会行事，而且按照其他一般个体如何期望他怎样行事的想法来学会行事。自我的本质是反省，是将自我看作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对象的能力。（此句为关键，乖乖注）

1915—1935年，即在其鼎盛时期，芝加哥教师和学生并没有采用符号互动论的名称。相反，H·布鲁默（1969）在离开芝加哥学派之后才以该名称命名这一理论观点，并成为符号互动论的主要提倡者和捍卫者。

显而易见，符号互动论是美国的理论视野，由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家所发展，植根于实证哲学。它是一个宽阔的视野，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认为人类传播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交流而发生。因此，可以通过认识个体如何赋予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符号信息以意义，从而理解人类行为。符号互动论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即个体基于对象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产生于与人们的同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也通过个体的解释过程得到修正——而对对象采取行为（布鲁默，1986）。
米德不是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编纂符号互动论，关于他的理论观点，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以编自他学生的笔记的出版物为基础的，并且是在他1931年逝世以后发表的。其中主要的是《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考虑到在表达米德思想方面的这一含糊性，他的理论传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了。实际上，米德留下了一笔混乱的遗产。H·布鲁默是一个杰出的门徒，他引导米德的追随者们重视符号互动论，将之作为一个理论方向，作为有关研究问题一种思考方式。

把H·布鲁默对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改造推向前进的一个著名的传播研究是E·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1959），这部著作以他1953年在芝加哥的博士论文《一个岛上的传播行为》为基础。戈夫曼（1922—1982）在苏格兰海岸外的设得兰群岛上的安斯特岛（人口900）度过了两年时间，这是“大不列颠最遥远的岛”（温金，1992）。

戈夫曼到安斯特的目的是从事一项共同体研究，但是通过研究一个共同体中的谈话互动而成为一种新型研究的开拓者。他观察、启示和分析在安斯特的谈话，注意人们如何用他们的文字将自己置于扮演角色的地位，几乎就像他们在一个戏剧舞台上一样。他们是站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上。……尽管芝加哥社会学家是符号互动论者，但他们并没有研究互动。戈夫曼分析人类互动的方法根本背离了芝加哥社会学。后来，当戈夫曼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员时，他研究精神病患者（《精神病院》，1961）、残疾人（《耻辱》1963）和妇女（《性广告》，1979）的谈话，开创了被称作谈话分析的传播研究的传统，他将之称为“互动秩序”。

罗伯特·E·帕克和芝加哥的鼎盛期

罗伯特·E·帕克（1864—1944）生于美国内战近乎结束的时候。他与库利和M·韦伯同年，比涂尔干和G·西梅尔年轻6岁。不过，帕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他的社会学生涯的，而这时库利和欧洲社会学家们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社会学生涯。原因是帕克1913年在50岁高龄时才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学术生涯。不管使用何种标准，他都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39岁时获得博士学位，50岁时开始社会学教学，59岁时获得他的第一次教授任命。
帕克被描绘成“或许是美国社会学中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博斯卡夫，1969），据说“可能没有其他人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经验社会学所采纳的方向”（特纳，1967）。帕克开创了4个重要论题的学术研究：大众传播，种族关系，人类生态学和集体行为。“因此，一个在50岁的时候认定自己是失败者的人，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调查运动的中心。”（休吉斯，1964）

R·帕克的教育

帕克进入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是J·杜威的门徒之一。……显然，杜威对他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影响。“受杜威的影响，帕克对传播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的作用，对传播的手段——特别是报纸和电话——等问题有了终身的兴趣。”（马修斯，1977）帕克1887年毕业以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丹佛和纽约担任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搞调查的记者和改革家。
1892年，帕克决定放弃他的记者生涯，加盟他父亲的杂货生意，他父亲当时住在南达科他州的沃特敦。在去沃特敦的途中，他在底特律停了下来，在那里他获悉他从前的哲学教授杜威在密歇根州正在开办一个新的出版物《思想新闻》，目的是通过提供关于长期的社会趋势的有用信息而将大学学者的专长和报纸的读者连结起来。杜威这一活动的合作者是一个有点神秘的人——F·福特（Franklin Ford），后者曾在纽约编过一本金融杂志：《布雷兹特里特》。（《布雷兹特里特》和它的竞争者《邓恩》后来合并成邓恩与布雷兹特里特信贷金融公司，如今出版《华尔街日报》。）杜威教授“一生都喜欢庸医”，所以完全被福特这个“卖假药的推销员”吸引住了（库格兰，1975）。他将帕克介绍给福特，帕克也参加了他们的梦幻般的出版冒险活动。《思想新闻》第一期的稿子写于1892年4月，但从未发表过；对于订户来说，每年12期的1.5美元的定价太贵了，难以接受。这一冒险活动失败了，帕克回到报社工作，少了25美元，但是他与《思想新闻》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劳申布什，1979）。从那时起，帕克就对报刊与舆论的关系发生了兴趣，10年以后，他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就在……我是一个（报纸）记者和本地新闻编辑时，我开始了我的社会学研究。正是在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F·福特，他本人也是一个报人——的指导下，我第一次理解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的意义和可能。”（帕克，1929a）
1893年，帕克在底特律的一家报社中工作时遇见了G·H·米德，后者当时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年轻的哲学教授。20多年以后，他们在芝加哥再一次相遇。
帕克不断地写信向距底特律100英里的兰辛的一个州法官的女儿K·卡希尔（Clara Cahill）求爱。他写信向她介绍自己和他的报社工作：“我热爱这个疯狂的混乱世界；如果我不热爱它，我就不能描写它。”（劳申布什，1979）帕克告诉后来与他结婚的卡希尔，最终他会离开报社工作去做“思想的事情”。他确实想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成为一个社会学家。1898年，帕克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我回到大学，在那里一共度过了7年时光——在安阿伯、哈佛和德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传播学和集体行为有兴趣，并想知道这些大学对于传播学会说些什么。”（劳申布什，1979）
帕克来到哈佛大学为的是理解传播学，但是哈佛没有为他提供他所寻求的东西。他随三个优秀的哲学家——W·詹姆斯、J·罗伊斯和G·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学习，也随实验心理学领域的W·冯特以前的学生H·明斯特尔贝格（Hugo Munsterberg）学习。

……1902年，文德尔班转到海德堡大学，帕克随之前往，并于1903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哈佛得到哲学助理教授的职位。帕克这时被当作大学教授来培养了，但他对这个角色并不向往。他厌倦了学术界，而且，他为他的博士论文、以及根据该论文所出版的小册子而感到羞愧，那代表着他7年研究生学习的成果。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后来他说：“我讨厌我在大学里所做的事，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靠我自己作出任何一流的事情。我断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使自己依附于某个正在做某些第一流的事情的人。”（休斯，1964）
帕克成为“刚果改革协会”的编辑秘书，这是浸礼传教会的一个分部，它反正比利时人对刚果的残酷统治，抵制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化。在刚果改革协会工作期间，帕克遇见了B·T·华盛顿，他那时是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师范和工业学院院长，那是一所专为南部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所开设的职业培训学校。华盛顿当时是一个享有国际盛名的美国领袖（休斯，1964）。他督促帕克在访问刚果之前看一看塔斯基吉。帕克来到塔斯基吉，在那里他作为华盛顿院长的编辑助手呆了七年，主要负责公共关系。
1910年，华盛顿和帕克一起作了一次漫长的欧洲旅行，收集有关农民、工厂劳动者和政府旨在帮助劣势集团的政策方面的信息。在主要借助铁路的旅行中，他俩讨论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当他俩到达下一个城市时，华盛顿会向一个速记员口述他的结论，而帕克会将成果性的手稿编入和改写进他俩的重要著作——《最底层的人》（华盛顿和帕克，1912）——中。……最底层的人论证说，欧洲所做的帮助工人阶级的事远远多于美国为帮助黑人所做的事情。

帕克迁至芝加哥

在这个期间，帕克在密歇根的罗灵布鲁克——他在那里有一个避暑小屋——遇见了A·斯莫尔。斯莫尔就在芝加哥暑期学院教书的事征求帕克的意见，但是帕克不感兴趣（劳申布什，1979）。几年以后，也就是1912年在塔斯基吉召开的、由帕克组织的黑人问题国际会议期间，这个态度有了改变，在会上，芝加哥的W·I·托马斯和帕克都分别提交了论文。
当托马斯和帕克一起来到塔斯基吉会议上时，他们立刻产生了一种亲近之感。“托马斯接受了去塔斯基吉的邀请，希望能够逗留几天。他呆了两个星期，在郁郁沉思的、有着无限好奇心和博览群书的帕克的陪伴下，走在红砖路上，而对于帕克这个人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休斯，1964）这不仅仅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的会面；而且是正在改变美国社会的两股相关的力量的一流专家走到了一起。帕克“比美国的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更了解黑人与美国白人的关系”（休斯，1964）。托马斯在了解美国城市中的欧洲农村移民方面，是一位重要的学者。他的不朽研究《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在塔斯基吉会议期间正处于进行之中。美国城市中的大量欧洲移民加剧了诸如贫穷、贫民窟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所以，当帕克和托马斯于1912年在塔斯基吉走到一起，然后成为芝加哥的同事时，北美经验社会学就开始研究下述问题：移民、种族团体、当几个这样的团体处于同一城市会发生什么事情、处在同一经济机构时工作状况如何，以及同一政体的市民的现状，等等”（休斯，1964）。

当R·帕克来到社会学系时，芝加哥学派正在受到关注，这个学派以A·斯莫尔为创建人，W·I·托马斯为精神推动力。在1913年帕克到达之前，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30个社会学博士学位。到1934年，又授予了77个博士学位，这时帕克退居荣誉地位（法里斯，1970）。帕克使芝加哥社会学系享有国际声望，铸造了一种新型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学。

人类生态学和社会无序

帕克、他的同事（特别是E·伯吉斯）以及他的学生在一张芝加哥的地图上绘制了青少年犯罪、卖淫、精神病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位置（他们将之称为一张“地势图”）。这张象征性地出现的图有一个同心圆（由于密歇根湖的原因，在芝加哥是一个半圆），社会问题最集中的地方恰好位于商业闹市区的外围。这种类型的社会学分析就被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1926年当帕克就这个课题开设第一门课时使用了这个术语（休斯，1968）。

有关芝加哥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帕克“作为这场充满活力的运动的自然领袖（如果从来不是官方的话）”，它既由社会学家所进行，又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所进行（休斯，1964）。芝加哥学派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派。的确，芝加哥经验研究的衫性和渐进性既影响了社会学，也影响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学。

帕克对于城市生活的兴趣由G·西梅尔所激发，它以这座城市的分裂和社会无序为中心，特别是在新移民当中的分裂和社会无序。……帕克和他的博士生的研究方法由N·安德森（Nels Anderson）的流浪汉——或在今天被称为无家可归的人——研究所阐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估计有3万个流浪汉（吉勒特，1928），大多集中在麦迪逊—霍尔斯特德大街一带被称为“游民区”的地方。N·安德森是一个芝加哥的博士生，他本人熟悉流浪汉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从前曾当过流浪汉），1921年，他开始对游民区的个人进行非正式访谈，以便收集他们的生活史。……《流浪汉》（安德森，1923）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社会学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它描述了公众对于流浪汉的厌恶，以及流浪汉对于被当作社会贱民时的反应。

帕克利用了进化论，特别是利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观念，区分了4种主要的社会进程：

1、“竞争”，一个系统中各种单元为获得稀少资源所进行的斗争。
2、冲突，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的单元之间的竞争。“传播”被限定为当心灵相遇时所发生的东西，因此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可以彼此相互影响。这样，传播被限定为有效的传播。
3、“适应”，这发生在冲突停止之时，由于地位和权力的分配，所以上属和下属的关系由社会结构所确定和控制。
4、“同化”，文化要素的交流和共享，由此导致一种共同的文化。例如，帕克研究了欧洲移民被美国文化的同化（美国文化本身是各种移民文化的混合）。

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发现，每一次相继拥入这个城市的贫民窟的欧洲移民高潮都带来同样严重的社会无序状态。一段时间以后，随着这些人口的繁荣和向外迁移至高级居住区，社会无序的比率下降了（法里斯，1970）。帕克和他的学生发现，这个过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部分移民来自欧洲的乡村地区，并且必须学会如何在一座城市中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贫民窟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非正规的学校。

芝加哥贫民窟在社会意义上是无序的，但并非是无组织的。诸如家庭、学校和宗教这样的机构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可能瓦解，但是其他形式的组织——例如青少年帮——则兴盛起来。

……自芝加哥学派的时期之后，生活史方法被使用得不很多了，因为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将调查访谈作为惧定量资料的一个更有条理的工具。不过，芝加哥的多种方法的途径仍然是有价值的。

陌生人和社会距离

帕克阐述了西梅尔的社会距离的概念，即两个或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帕克从西梅尔的陌生人的思想中得到这个概念，而他的一个学生E·博加德斯（Emory Borgardus）发展出一种社会距离的尺度。帕克也从西梅尔的陌生人概念中采纳了边缘人的作用的思想。边缘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例如，到美国的移民的孩子一般都抵制他们父母的语言和文化，但又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美国社会的正式成员。

工作中的帕克

……在那之前，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沿用德国的方式选择论题，独自闭门撰写论文，然后，将最后的成果递交给某个教授对其理论价值作出评价（拉所斯菲尔德，1962a），而帕克则将他的博士生当作一个学者团体中的年轻同事。他充当他们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以一种学员关系从事社会研究。帕克与他的学生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代表着卓有成效的博士生和教授关系的一种模式。……H·布鲁默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下来任教。他说：“在我对于研究生工作领域的30多年的观察过程中，我从没看到任何教师能像帕克那样在启发、调动和指导学生的才能，并使他们发挥其最大潜力方面做得如此成功。”（劳申布什，1979）

芝加哥大学的有些博士生才华出众，有些则能力平平。帕克与所有这些人一起工作，讲出每个人最好的方面，向他们发起挑战，让他们在自己认为不可能的层次上从事学术研究。事实上，许多人在离开芝加哥以后，在其生涯中都无法达到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学术优等层次。帕克认为，社会学与其说是等待更有能力的个体，不如说是必须塑造它所吸引的大部分人（劳申布什，1979）。“如果学生们动摇了，帕克就善意地、有时也是粗暴地一再提醒他们。”（希尔斯，1981）

确定社会学的意义

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在帕克的领导之下，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确定了社会学的意义。在芝加哥学派之前，欧洲社会学本质上是理论性的、抽象的。就此而言，G·西梅尔是一个典范。他的讲课才华横溢，写作善于分析，但不是（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意义上说）经验性的。芝加哥社会学牢牢地植根于资料，在芝加哥学派之后，美国社会学就以经验世界为基础。帕克相信经验的研究，但不相信统计分析。“有时候，帕克教授会威风凛凛地怒斥统计学家、或误入歧途的弗洛依德学者的愚蠢。”（戈德曼，1973）他认为，在各种变量中寻求统计关系使一个社会学家偏离对于个体之关系的本性的理解。

芝加哥社会学对于社会学还作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重新限定，即使之摆脱原来主要关注规范的做法，以一种强调客观、相应轻视社会工作的应用领域的态度来取代这个方向。……美国社会学的许多早期人物都是新教牧师或新教牧师的儿子，他们受到激励要通过直接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总之，社会学被定义为“空想社会改良主义”。帕克（1922）以这些措辞来描绘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的类别：“这一方法成为一个逻辑系统，对无处不在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作用进行公共的研究，并且，在本质上是将某种实证观点——米德和杜威已将其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普及化了——运用于社会和社会生活。”

帕克（1922）认为，W·I·托马斯的功绩在于建立了芝加哥的经验和客观的社会学传统，但是，在托马斯于1919年（因被拘留和受道德指控）被迫离开芝加哥大学以后，帕克在推进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思想方面是领头人。他经常在课堂上以世俗的语言告诉博士生，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帕克关于社会学家在社会改良中的作用的观念是：一个个体的改革思想应该被排斥在研究之外。帕克不时地向一个芝加哥大学博士生发出他的权威性的责备：“你是又一个该死的空想社会改良主义者。”（劳申布什，1979）

帕克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区分开来。1920年，社会服务行政学院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以培养社会工作者。这个新单位综合了芝加哥大学从前的家政学课程，它由E·艾博特（Edith Abbott）为领导人，她是从社会学系转过来的。由此在芝加哥大学为这一领域构成了一般的模式：社会工作被限定为妇女的领域，而社会学则主要是为男性学者所设立。

在芝加哥学派，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之父确实是父亲，而不是母亲，而且男性继续统治这个新学科。

1916年，当伯吉斯返回芝加哥（他过去在此获得博士学位）从事介绍社会学的课程的教材时，帕克与他一起合写《社会学导论》（1924）……他们的著作以“绿色圣经”（green bible）的名称而广为人知，它在社会学的形成期构成了这个领域，并且是“迄今为止社会学方面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法里斯，1970）。

帕克领衔的芝加哥学派将社会学这一新领域定义为经验论的、价值自由选择的、偏离社会应用的，一个男人的领地，趋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梅尔的互动论等欧洲理论。

帕克认为，他以前作为调查性的新闻记者工作对于他的社会学生涯来说，是良好的准备阶段。“毕竟，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与报社记者必然会得到大批第一手知识的问题有关……可以说，一个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更准确、更负责和更科学的记者。”（帕克，1939）帕克从事报业的经历极大地帮助了他后来对于这座城市所作的社会学调查：“我期望比起任何充满活力的人来说，我确实已踏遍了更多的土地，走遍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城市。除了所有这些以外，我还从其他方面获得了关于这座城市、共同体和地区的概念——不单是作为一种地理现象，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有机体。”（法里斯，1970）

帕克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弗雷泽和盖齐诺，1979）。他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同事们将传播看作人类连结的同意词（温肯，1922年7月27日），将它称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潜在的解决办法。不过，传播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变量或重点。

有关电影效果的佩恩基金研究

每当一个新的大众媒体技术在美国广泛扩散时，它往往总是首先被儿童和青少年所接受。这个模式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来说是合适的，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来说是合适的，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和电视游戏来说也是合适的。在一般情况下，新的传播技术被年轻人所大量使用，这引起了成年人的关注，由此导致了对新技术效果的学术研究，偶尔，还引起决策者的行动。

佩恩基金研究表明，美国儿童大约一星期去一次电影院，72%的故事片涉及犯罪、性和爱情的主题。……佩恩基金研究被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而进行，但是对于其结果的解释方法则与电影工业相敌对。……这些研究表明，电影对于青少年产生了效果；其中许多效果的确不为父母、宗教领袖和其他人所赞同。

比起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来，佩恩基金研究具有不同的方法论特性。统计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已进入社会科学研究，佩恩基金研究在性质上主要是定量的。洛厄里和迪弗勒（Lowery and DeFleur,1988）的结论是：

“在美国社会中，两股主要的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社会科学中更准确的研究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公众对于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深切关注，由此促成了大众传播的科学研究的兴起。”传播学学者侧重于媒体效果的做法确实始于关于电影和儿童的佩恩基金研究

芝加哥学派为什么会衰落

1935年（在此前后，R·E·帕克退休）以后，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迅速下降。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它的博士生离开这里到其他大学里教书，因此它造就了自己的竞争者。……芝加哥大学聘用了它自己的博士生作为新的教职人员。尽管学院的凝聚力和思想的同质性是能够产生成效的优势，但是它们被诸如教师中的缺乏多样性、综合活力的丧失等劣势所抵消。

另一个问题是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之间的不和，这使他们偏离了学术工作，并使他们不能作出重要的决策，诸如在有关新教师的问题上。 社会学领域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社会学从侧重有关犯罪、卖淫、贫穷和社会无序等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 转向侧重于社会地位和社会工作。……对于其他的美国社会学来说，芝加哥学派开始看上去有点儿过时。因此，芝加哥社会学是解释性的和广泛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则随着对芝加哥学派的方法的背离而成为高度定量的和统计性的。社会科学的主要模式是自然科学，后者已被完好地建立起来，并且受到极大的尊敬，所以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摹仿使得社会科学趋向于经验主义和量化的方法。

有关芝加哥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诸如M·韦伯等其他欧洲社会学家来到了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是奠定在由G·西梅尔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梅尔在美国的影响下降了（尽管后来再次兴起了对于他的理论的注意）。美国社会学在选择其欧洲祖先方面的阶段性变化可追溯到哈佛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49），这本著作吸收了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和V·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思想，但是没有吸收西梅尔的思想。

最后，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结束了芝加哥学派对于主导性社会学杂志和专业协会总部的垄断控制。这一反叛并没有结束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学科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它削弱了这种作用。
J·S·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80a）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涯，他论证说，芝加哥学派的衰落部分地归结于美国社会的更加广泛的变化：“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不仅仅是形成这个学派的强有力的个人的衰落。它是芝加哥学派所关注过的种种问题的衰落。移民已经衰落，城市生活已经多少有些秩序，人的边缘性减少了。”围绕P·F·拉扎斯菲尔德建立起来的哥伦比亚学派赢得了统治地位，“因为纽约曾是崛起的传播业的中心，是新兴的广告业的中心，是新的国家销售决策的中心”（科尔曼，1980a）。在美国社会学的中心舞台上，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者取代了帕克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也取代了诸如芝加哥的欧洲移民的适应性，以及接踵而来的边缘的或异常的亚文化等地方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而强调诸如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的国家一级的研究课题。

芝加哥学派和传播学

关于伟播学史的传统观念认为，随着几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开始从事有关宣传（拉斯韦尔，1927）、广播对于听众的效果（拉扎斯菲尔德和斯坦顿，1942）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传播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我以前批评过有关4个奠基人的神话，即关于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开创了传播学领域的看法。彼得斯（1989）也对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置疑，主张大众传播研究涉及更大的问题，即大众传播的根源可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追溯到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对于他们来说，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对于芝加哥学派来说，传播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贝尔曼，1975）

与所谓传播学的四位奠基人（他们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以后的岁月里声名显赫）相比，芝加哥学派提供了有关传播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更为统一的理论。不过，奇怪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很少为今天的传播学学者所引用。

所谓传播学四位奠基人的说法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R·帕克进行了有关报纸内容、读者、所有权结构的第一次大众传播研究——一个例子是他1922年的著作《侨民报刊及其管理》，他在探讨中提出了与今天极有关联的研究话题（罗杰斯，1986）：

1、媒体内容如何影响舆论？（今天，这被称为议题设置过程）
2、大众媒体如何受到舆论的影响？
3、大众媒体如何能够导致社会变化？
4、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相连结？

除参与后来关于议题设置过程的传播研究外，帕克还确认了大众媒体的另一个作用：“在每天发生的、由通讯员、记者和新闻机构所记录的所有事件中，编辑挑选某些他们认为比其他人更重要和更有趣的条目来发表。他将多余的条目定为废物，丢入废纸篓。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被‘枪毙'。”K·勒温将这一过滤过程称为“把关”，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已经研究了新闻媒体机构中的把关过程。

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这个定义以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米德式的移情为中心。两个或更多的个人对于他们所接受的一个讯息中的同一信息可以给出不同的意义。这种双向的观点与K·香农（1949d）的线形传播模式形成对照，后者的定义是：传播作为一个单向的、有意图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影响另一个人的问题。

“对于芝加哥社会学家来说，传播是一个基本的人类过程，尽管除了R·帕克以外，他们都没有指出今后传播研究要选择的特定方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与现代传播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受到如此之少的评价，并最为经常地被其他追溯传播学史的观察家所忽略的原因。”（罗杰斯，1986）

芝加哥是一个学派吗？

学派的概念是一个松散的抽象，为便利描绘一群学者而使用，他们的观点代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有些学者（例如哈维，1987）支持一个学派必须具有（1）一个提供思想领导的中心人物；（2）一个学术的和地理的位置；（3）财政支持；（4）传播其工作的手段。按照所有这些标准，芝加哥是一个学派：它有（1）R·帕克这个思想领袖，（2）芝加哥大学的位置，（3）来自洛克菲勒的基金资助，以及（4）通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批著作来传播它的研究工作。

对于作为一个学派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怀疑涉及其成员观点一致的程度。的确，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并没有一个完全坚如磐古的观点。事实上，芝加哥学派鼓励多种多样的观点，在方向上也是相当跨学科的；它的信条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社会学的所有方面都应该得到描述。

芝加哥社会学家的学派与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者们合作，也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们合作。1929年建造的“社会科学研究大楼”是社会科学的第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中心。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与该大学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进行着自由的交流。

这里一般的看法是：从1915年至1935年，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一个被严禁格遵循的单一连贯的观点。它的思想大量地是由R·帕克的有关社会无序的生态学方法所组成的，还有来自J·杜威和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的影响。芝加哥学派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观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在他们的思想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他们缺乏完全的一致性，这不应阻止我们将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便利的范畴来使用。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

芝加哥社会学对于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为它奠定了经验的基础。芝加哥学派赋予美国式的社会科学以一种应用的和改良的影响，因为它的学者认为阐述一个社会问题就能够导致它的解决。它也具有其他的影响：

1、它使符号互动论概念化了，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将传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中心的理论观点。
2、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
3、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于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
4、它使象J·亚当斯以及她的与赫尔堂相联系的社会学同事那样的女性学者转入作为一个独立与应用的领域的社会工作。
5、它的方法论途径导致被称为解释学派的一批当代传播学学者的出现。

解释学派

“在刚刚过去的40年中，一般传播学理论中最大的变化是逐渐放弃了被动的受众的思想，并以异常活跃、异常有选择的受众概念取而代之，这种受众操纵着信息，而不是被信息所操纵，他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完美的合作者。”（施拉姆，1971）一旦某个活跃的受众（或更准确地说，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概念被接受了，探求传播信息对于受众个体的标准效果的做法看来就成问题了。取而代之，学者会探讨每一个受众个体给予被接受的信息的独特意义。

探索人们如何构筑意义的课题是解释的传播学学者的主要兴趣。传播学的解释方法强调传播信息对于个人的主观意义。“解释的范例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关注于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理解世界，关注于在主观经验的层次上理解世界的基本性质。它在个体意识和主观性的领域范围内寻求解释，在与行为的观察者相对的参与者的关联框架的范围内寻求解释。”（伯勒尔和摩根，1979）

对于信息的解释，通常采用相对不那么有结构而更加定性的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一种解释的观点和定性的方法并不是一回事。解释研究往往是归纳的，从经验的层面移向理论的层面。理论确定研究的方向，但是理论通常并不被用来获取用于检验的特定假设。“从资料（往往是定性的资料）开始并不意味着缺乏理论，而是说理论发挥着一种不同于在实证主义方法中的作用，在实证主义方法那里，理论的涵义被一些假设所证实，这些假设在与经验层次上发挥作用的那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相反，理论确定解释研究兴趣的目的，并且指导某些陈述的形成——这些陈述来自某个社会背景下的行为者的主观意义的相关资料。”（威廉，赖斯和罗杰斯，1988）解释学者的中收问题是意义（爱森伯格，1984）。这些学者特别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芝加哥学派主要以一种解释的风格从事它的实地研究，所以它有可能为当代解释学派的学者提供一种有用的模式。

解释的学者一般通过观察和相对松散的访谈来收集定性的资料。他们寻求“厚重的描述”，即人们对于被深度提供的现实的解释。解释的学者通常研究一个相对小的传播系统，他们非常详细地对之予以报道。他们与其说是关注对于结果进行概念化的基础，不如说是更关注获得深度的理解。
解释的方法具有某些弱点。一个重要的困难在于以实地记录和文字记录的形式处理和概括大量的定性资料。……如同M·迈尔斯（1979）在他的《作为吸引力的麻烦事的定性资料》一文中所暗示的那样，解释资料的丰富给解释学者造成了要对资料进行归类的困难。

组织传播的学者彩解释的方法获得个人对于一个组织的文化的看法（帕特南和帕克诺斯基，1983）。文化概念作为研究组织文化的方法，取自于人类学（格尔茨，1973）。

最近，由于注重个体如何“解读”媒体信息的问题，媒体传播研究发生了重要的新转折。例如，关于电视观众的研究表明，个人是信息内容的活跃的解释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这些关于当代收看电视的研究探讨电视人物如何为观众所理解、因而效果是如何传递的问题，所以比起相对简单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媒体效果研究来是前进了一步。……显尔易见，个人如何从媒体信息中获得意义是解释研究的一个范例。

解释的研究是对占有统治地位的传播研究风格的一种反映，这种研究在今天是定量的，而在解释的学者看来是完全机械的。……如同拉扎斯菲尔德在50年代所论证的那样，传播学的定性方法可以卓有成效地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传播学不一定要么是定性的，要么是定量的。
在某种当代解释学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程度上，他们已经回复到芝加哥学派70年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论上去了。

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宣传分析

社会科学的大师，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先锋；全身心地致力于打破社会研究之间的人为障碍，并且致力于使社会研究彼此互相理解；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空隙的填补人；……维也纳的逗留者，也是向他的美国同事有选择地传播弗洛伊德观点的人。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1960

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心灵不能忽略象传播那样的基本的人类过程”（罗杰斯，1976）。拉斯韦尔领导了宣传研究，并且实际上创建了内容分析的传播研究方法。在他一生的历程中，他发表了600多万字的著述，他所编辑的大型三卷本著作——《世界历史中的宣传与传播》——在他逝世时正逢印刷。不过，大部分传播学学者只是因为一句话就知道了他，这句话将传播学领域描绘为：“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拉斯韦尔，1948）

哈罗德·D·拉斯韦尔的生平

……1922年，拉斯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课程的学习；他认为政治学对他来说极富挑战力，因为这个领域没有得到那么好的发展。实际上，拉斯韦尔从来不让政治学这一学科限制他的理论兴趣，这一兴趣囊括社会学、精神分析、历史、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到他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拉斯韦尔在社会科学中跨学科地发表作品。”（史密斯，1969）这一多学科的特性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问题。……拉斯韦尔是一个凭理智行事、反对偶像祟拜的人（马文克，1980），是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一个激进的创新者。
拉斯韦尔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学者，对各种各样的课题都有学术兴趣。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传播学学者，介理“在我们今天可称作传播学观点的东西中，弥漫着拉斯韦尔的许多思想和作品，而不管学术界关注的确切话题是什么。”（罗杰斯，1986）他的学术兴趣包括宣传研究、舆论信息、政治领袖的作用和大众媒体的内容分析。

精神分析与社会学

他试图将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联系起来，这个企图受到上述两个阵营的学者们的抵制。
政治学家也坚决抵制拉斯韦尔的思想。……十几年中，即从1937年到1950年，拉斯韦尔没有在任何一本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相反，他将他的有关精神分析理论和政治学的文章发表在精神病学杂志上。……拉斯韦尔极大地影响了他原来的学科：“当代政治学的思想几乎都能见之于拉斯韦尔的早期著作。”（尤拉，1962）
拉斯韦尔创建了政治心理学领域。他1930年的著作《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在着手将心理学和政治学进行交汇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出版物。他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些政治领导人成为鼓动家，而其他人则成为管理者。
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拉斯韦京在政治学中首次运作精神分析理论时，对于弗洛依德理论的学术兴趣也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所以，拉斯韦尔的著作虽然在政治学方面被认为是危险的激进，但它是S?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一般影响的组成部分。
拉斯韦尔在倡导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异端，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很少提到马克思（史密斯，1969）。……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批判之点在于：他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达到其顶点之后的惟一可能的结果（史密斯，1969）。相反，拉斯韦尔（1941）论证说，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漫长斗争可能非常剧烈，以致只有警察和军队才能维持秩序，由此创立一个驻防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监视和压制将支配社会。

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

政治学曾由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方法所支配（阿尔蒙德，n.d.）。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将这个领域推向关于个人的政治行为的经验资料的分析。
他主张这样的思想：政治学家应该研究政治行为，而不是政治思想，而权力是理解政治学的关键因素。梅里亚姆鼓励拉斯韦尔探索政治学的精神分析方面，追求他对于精神分析的爱好，并且帮助拉斯韦尔获得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研究员薪金，以便可以到哈佛学习和欧洲旅行。梅里亚姆还将定量分析引入政治行为的研究，所以他欣赏拉斯韦尔关于内容分析的工作。考虑到他的博士导师的这些学术兴趣，拉斯韦尔的论文题目——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的内容分析——似乎是对于要研究的问题的一个逻辑选择了。不过，这个题目是大胆的，从前很少有人就此进行过研究。

宣传研究的崛起

最初，“宣传”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意思是“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来自拉丁词“to sow”。但随着时间变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通的用法往往赋予它以一种非常否定性的涵义，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宣传信息被认为是不诚实的、操纵性的和洗脑子的（乔伊特和奥唐纳，1986）。……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由G?克里尔（George Creel）领导，通常被称为“克里尔委员会”，负责进行大量的国内和国际的宣传努力工作。
克里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努力激起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方面非常成功，所以美国人都知道仇恨德国人。“克里尔过分宣扬其成果。宣传成为战后醒悟时期的一个替罪羊。”（温克勒，1978）克里尔自己撰写了一本有关其委员会成就的言过其实的著作：《我们如何大肆宣传美国——第一次讲述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惊人故事，它将美国方式的福音带到全球每个角落》（1920）。这是一本畅销书，它使美国公众相信：宣传如果未受阻止的话，便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乔伊特，1987）。学术注意力被吸引到有关宣传的研究上，特别是被吸引到有关此类说服信息的效果的研究上。
虽然有关宣传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早期传播研究的最重要的类型之一，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宣传分析近乎消失了，这条路线是由可与之相匹配的、高度统计性的传播研究范式所确定的，后者采用调查和实验方法、而不是内容分析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问题（斯普劳尔，1987，1991）。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起了一个常设委员会，由拉斯韦尔担任主任，包括各个学科的学者，他们试图为宣传研究提供更大的连贯性。……这个单位的全名解释了它的方向——宣传分析学会：帮助有理解力的市民解读和分析宣传的一个非赢利社团。除了鼓励在宣传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外，它确定了7个宣传策略，诸如：辱骂、使用耀眼的概念、洗牌作弊和引人注目的效果，等等。学会特别关注纳粹权力在德国的崛起，以及纳粹宣传在美国可能产生的效果，或关注希特勒形象在美国上升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其他基金组织所提供的、对宣传工作的资助停止了。像“大众传播”和“传播研究”这样的术语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被使用，取代了诸如“宣传”和“舆论”这样的词，用以描述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们的工作（迪莉娅，1987）。
拉斯韦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的论述令人读之不安，因为他表明，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争——在此，全民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战争不再只是将军和军队的事情；它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冲突，舆论在这场冲突中举足轻重（梅雷尔曼，1981）。宣传对民主政府提出了一种特别严重的威胁。拉斯韦尔的结论是宣传具有强大的效果：“当所有的许诺都被作出，所有的过分估算都被削减到极点时，事实仍然是，宣传是现代世界中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什么是宣传？

拉斯韦尔（1927）将宣传定义为“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在他看来，宣传本身无所谓好坏；对于它的判定依赖于一个人的观点，依赖于宣传信息是货真价实的还是弄虚作假的。宣传是试图“改变其他人的观点，以便推进人们自己的事业或损害与之相对立的人。”（佩蒂和卡西波，1981）那就是说，它是一个控制舆论的方法。因此，它与说服工作有着紧密的关系。……说服往往被认为是面对面的、人际间的传播，而宣传是借助于大众媒体的说服（因此，它的目标是群体受众）。不过，这个以信道为基金的区分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说服策略可以被用来构筑大众媒体信息，而宣传策略也可以在人际关系的意义上被使用。然而，宣传往往是单向的，而说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人际间的过程，因此，更加具有互动性。尽管它在意思上是单向的（就是说，有一个试图说服接收者的信源）。简而言之，宣传是大众化的说服工作。

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通过将信息内容分类、以便测度某些变量的途径对传播信息进行研究。它“从密码学、图书馆藏书的主题分类、圣经的语词索引，以及法律惯例的标准指南那里学习它的方法。”（马威克，1977）
内容分析者通常试图推断他们所分析的信息的效果，尽管他们很少能够得到关于诸如此类的传播效果的实际资料。
从他最早的研究出发，拉斯韦尔发展了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工作，内容分析，并用它在研究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宣传。……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舆论和宣传课”（或许是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门课）以及几门在政治学系开设的其他课程，涉及到的就是在今天会被认为是传播的内容（“传播”这个术语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还没用于大学课程）。更具体地说，在拉斯韦尔那样的课程中，被称为宣传的东西今天也会被称为大众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宣传”这个词逐渐退出了传播学。（斯普劳尔，1987，1989和1991）